一、对为逃避酒驾检查而驾车冲撞警察和他人车辆的行为如何定性 ？

肇事人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但侵害了特定对象张之宇等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还对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二、肇事人明知未死亡被害人可能会被后续车辆碾压仍然逃离的，如何定罪处罚？

机动车驾驶人在其发生交通肇事后，应当负有救助、报警的法定作为义务，但其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并明知不履行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仍然放任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如何准确把握“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被告人倪庆国酒后驾驶三轮摩托车因避让车辆采取措施不当，未能及时刹住车，将被害人严学桂撞倒。倪庆国当即将严学桂抱到附近卫生室请求救治。接治医务人员认为卫生室不具备抢救条件，即催促倪庆国将严学桂速送县人民医院急救。倪庆国在向县城继续行驶过程中因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将严学桂抛弃在河滩上(距公路约200米)。当日下午4时许，严学桂被群众发现时已死亡。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倪庆国犯故意杀人罪，只能证明其构成交通肇事罪。理由如下：（1）被告人倪庆国在交通肇事后即将被害人抱送附近诊所求治，并按医嘱速送被害人去县医院抢救，其后来遗弃被害人是在认为被害人已死亡的主观状态下作出的，故而被告人无故意杀人的犯罪故意。（2）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害人在被遗弃前确没有死亡，也无法证明被害人的死亡是因被遗弃无法得到救助而造成，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故意杀人的行为。故其行为不符合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的规定。

四、醉酒驾驶后将被害人拖行致死的，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陆华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当认定其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一审法院以陆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对于行为人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离现场，而驾车冲撞、碾压、拖拽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因其行为具有连续性，是在继续驾车前进过程中发生的，加之行为人系酒后驾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酒精的影响，其是否能够认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以及继续驾车时冲撞、碾压、拖拽了被害人，实践中认定起来比较难，进而影响到对其行为的定性。对于此种情形，需要结合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形、行为人的醉酒程度、现场的环境等因素综合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1）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要点之一在于判断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一个行为还是交通肇事和故意杀人两个行为（将交通工具作为故意杀人的工具，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的除外）。（2）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另一要点是判断行为人能否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即认识状态），并进而据此认定行为人的意志状态（是放任还是反对、否定态度）。对于酒后驾驶者，需要判断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酒精的影响程度，特别是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和杀人两个行为的，需要判断行为人对其杀人行为是否有认识。（3）根据后行为吸收先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刑法原理，对此种行为可以作为吸收犯，以一罪论处。

五、如何理解和适用“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中“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要件？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应当定位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且“逃跑”并不限于“当即从现场逃跑”。实践中，有的肇事人并未在肇事后立即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而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者等待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时候逃跑。类似的情形也很多。如果仅将逃逸界定为当即逃离现场，那么性质同样恶劣的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就得不到相应的追责，可能会影响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惩处。因此，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跑”。

六、车辆所有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隐藏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如何定性?

车辆所有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隐藏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本案被告人赵双江作为肇事车辆所有者，虽然没有指使肇事人逃逸，但其载搭交通肇事直接行为人赵文齐逃逸，应当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由于被害人徐占齐的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于交通肇事所致，徐占齐即使得到及时救助，也基本没有被救活的可能性，因此，赵双江藏匿被害人的行为并不必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赵双江只是实施了法律拟制的“故意杀人”行为，但依法仍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害人死亡主要是交通事故所致，可在对赵双江量刑上酌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