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曹某甲犯交通肇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具体理由如下：1、公诉机关当庭提交的证实肇事者系曹某甲的证据主要有曹某甲、王雅茹、曹某乙在公安机关的询（讯）问笔录及卡点照片、证人陈某的证言，而上述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曹某甲、王某在案发当晚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均称肇事者系曹某乙，在事故发生后，曹某乙离开现场不知去向。而事隔月余，曹某乙却于2014年10月15日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向公安机关提交曹某甲、王某出具的与二人在案发当晚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内容相反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实际肇事者系曹某甲。本院认为，曹某甲、曹某乙均为犯罪嫌疑人员，王某存在作伪证、包庇行为，三人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在曹某甲、王某前后陈述内容不一致，未对王某出具的由曹某乙提交的情况说明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即轻易排除曹某乙系肇事司机的嫌疑实属不妥。另卡点照片虽显示2014年9月12日18时39分驾驶肇事车辆司机身穿浅色横纹T恤与在案发现场停留的曹某甲上衣一致，但案发时间、地点与卡点位置、卡点照片拍照时间存在时间、空间间隔，而证人陈某又系在事故发生后到达现场，仅能证明曹某甲（穿浅色横纹T恤）、王某在案发现场，不能证明肇事司机是曹某甲。因此，本案存在肇事车辆需进入市区配货而曹某甲又无驾驶证，为避免检查，在卡点与案发现场之间更换司机的可能性即不能完全排除曹某乙驾驶车辆肇事的可能。

2、肇事车辆于2008年6月购买，挂靠陵县宏远物流有限公司，长期从事货物运输。案发前，该车从山东德州出发送货至河南油田后欲到南阳市区配货，而现有卷宗证据显示曹某甲无驾驶证，但此次曹某甲无证驾驶货运车辆长时间跨省运输而不担心执法人员检查，有违常理，不能排除另有他人驾驶的可能。综上，根据疑罪从无原则，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曹某甲无罪。

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昕犯交通肇事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本院查明，杨昕在梁某带领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先是称自己独自驾车肇事，后又称和梁某一起开车肇事，再其后又辩称当晚是梁某驾车撞人。杨昕前后供述矛盾，且其供述与梁某证言对事实描述存在矛盾，杨昕的供述不能作为认定其有罪的证据。本案证人梁某指证杨昕驾车肇事，梁某作为车主且是交通警察，非但不责备杨昕、不报警抢救伤员，反而动员多个朋友寻找杨昕，并于案发后托求看守所干警照顾杨昕；而杨昕驾驶他人车辆肇事撞人并损坏车辆后径直回家却若无其事，不过问被撞者也不对车主梁某赔偿，还不感激梁某帮忙，反而反诬梁某驾车撞人与情理不符。另外，证人郭某某作证称案发当晚杨昕打电话说是梁某开车撞人，以上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昕无罪。

三、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存疑

【裁判理由】本案中，被告人有违反交通管理法规行为，也确实造成被害人当时受伤住院的结果，但被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辗转多家医院并于180余天后死亡，其死亡结果是否由被告人的违章行为直接造成，需要有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根据相关规定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何为司法鉴定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司法部给出了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规定，对死亡原因鉴定通常有以下类型：尸体解剖、尸表检验、器官/切片检验。

结合本案，公诉机关认定被害人死因的证据是根据被害人的住院病历作出的文证审查司法鉴定意见书，不符合法医学鉴定相关规定，不是法定证据种类，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故证明被告人的违章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蔡云珍犯交通肇事罪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四、因果关系不明

【裁判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害人朱某戊尸体2012年12月1日被发现，该死亡后果是否是原审被告人卓某2012年11月26日驾驶车辆行为造成的。经审查认为：

第一，监控录像证实2012年11月26日17时28分15秒和17时34分24秒，朱某戊和一辆“灯光散漫”的三轮车先后经过监控录像现场。监控截图中的三轮车图像不清，不能证实是卓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因睢岚线的车流量较大，不能排除有其他三轮车也表现出“灯光散漫”特征。另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有监控录像处距离事故地点以西大约450米，在不能证明监控录像里的三轮车车速和朱某戊步行速度的情况下，无法准确认定两者同时到达事故地点的时间。故现有的监控录像截图不能证实卓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撞击了朱某戊。

第二，案发后侦查机关多次对卓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进行勘查，虽发现该摩托车刮碰痕迹较多、有损坏，但不能确定车辆接触痕迹，未发现与朱某戊发生过碰撞的痕迹、线索。且未对朱某戊的外衣等衣着状况进行及时取证。侦查机关开始鉴定证实卓某驾驶的车辆车灯光不工作，后相隔一年又鉴定证实该车辆大灯不工作，大灯内部的小灯工作正常，前后鉴定意见不符。原判决对两次鉴定意见的内容有选择采纳，显然不妥。故车辆鉴定意见不能证实卓某驾驶的车辆与被害人朱某戊之间建立了必然联系。

第三，在案证据证实2012年11月26日下午6时许，宋某发现被害人朱某戊受伤后向东走了，五天后在距离起诉书指控的撞击现场1150米处的沟内发现朱某戊尸体，且鉴定损伤程度十分严重，分别为头皮挫裂伤、颅骨骨折、全脑广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脑膜下血肿，双侧肋骨多发骨折，双侧胸腔积血，系颅脑损伤死亡。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如此复杂、严重的损伤后果是一次外力作用形成还是多次外力作用形成、系何种物体碰撞或碾压等外力形成，以及被害人又是如何到达死亡现场、途中有无其他因素介入等。

第四，本案被害人朱某戊死亡前无任何陈述，没有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原审被告人卓某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朱某甲等相关证人的证言，均不能直接证明卓某驾车撞了被害人。案发后侦查机关对关键证人朱某甲取证是在立案侦查前，且没有在立案后合法转化该证言，故该证言依法不能作为证据采纳。

综上，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原审被告人卓某驾驶的车辆与被害人朱某戊死亡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且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现有证据既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卓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也不能认定其肇事后逃逸，更不能认定其因逃逸致人死亡。原审被告人卓某无罪。

五、肇事逃逸和死亡无因果关系

【裁判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上述解释第五条还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对本次事故调查后，以穗公交从认字[2016]第44012220160002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永艳驾驶制动系、灯光系不合格的，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其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曾某1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按规定带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醉酒后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与同车道行驶的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其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刘永艳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曾某1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上述认定，是根据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认定事故责任，这种认定通常是出于交通行政管理的需要，不等同于刑法上的责任。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会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纳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件均应当如此，尤其是涉及当事人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更不能将行政责任的法律依据直接作为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而应当根据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性的分析判断。具体到本案，上诉人刘永艳离开现场的行为即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所认定的逃逸，与被害人曾某1死亡的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是本案的关键。

本案中，被害人曾某1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无证、醉酒驾驶，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驾驶摩托车直接碰撞同方向正常行驶的上诉人刘永艳驾驶的三轮汽车尾部，道路交通事故登记表和交通警情单证实2016年2月6日00时10分许事故发生，00时15分20秒有群众报警，00时17分称被害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可能已死亡，00时34分电话通知120，00时40分交警到场，00时44分120医生到场后证实被害人已死亡，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法医学检验鉴定书及死亡医学证明也证实被害人曾某1因交通事故造成重型颅脑损伤死亡，属于当场死亡。

上诉人刘永艳在本案中驾驶制动系、灯光系不合格，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其行为当然也属于违章驾驶，被害人曾某1追尾碰撞时，上诉人刘永艳正在同一车道同一方向正常行驶，其上述违章行为不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必然原因；碰撞发生后，上诉人刘永艳在未真正确认是否发生了事故的情形下认为其应该没有责任，继续行驶离开了现场，因被害人系从后面碰撞上诉人驾驶的车辆致当场死亡，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刘永艳离开现场的行为也不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即上诉人刘永艳离开现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尽管上诉人刘永艳在本案中有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也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但是二者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重大事故不是上诉人刘永艳的违章行为所引起的，其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