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虚假印章”所涉合同效力的认定

“虚假印章”所涉文件包括承诺、合同等效力的认定，往往是案件各方的争议焦点问题。如果争议印章被认定为“虚假印章”，即争议印章与印章所属单位的备案印章、正在使用印章不一致，且未曾被印章所属单位使用过，则该“虚假印章”会被认定为不能视为印章所属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合同往往被认定为无效或未成立。但“虚假印章”所涉文件、合同，往往与表见代表、表见代理、职务行为等连接在一起，从而致使“虚假印章”所涉文件、合同并非当然无效或未成立。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使用“虚假印章”，或同时经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署，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

企业法定代表人使用“虚假印章“的文件、合同，或者同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文件、合同，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行为时的签字或盖章均可使合同成立，此时印章真实与否已不重要。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06号“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王杰与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王杰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认为，虽然一尺水公司的印章与一尺水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样本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丁磊的签字是真实的，丁磊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王杰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丁磊的行为代表了一尺水公司的行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381号“上诉人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滨州新天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认定，在本案202号融资租赁合同及202号保证合同签订数月之前，港务公司曾向国泰公司出具委托书，授权田某全权办理有关资金融资业务，该授权委托书未明确限定代理期限，也未明确限定办理具体哪笔业务。田某也曾据此委托书以港务公司授权代理人身份与国泰公司签订过005号保证合同，为国泰公司与新天阳公司所签005号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港务公司对该笔业务中田某的代理行为认可。005号保证合同签订数月之后，田某同样也是以港务公司授权代理人身份签署本案202号保证合同，而且在该合同签订时田某是港务公司的总经理，主持公司融资工作。以上事实前后连续，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与田某及邢某的出庭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所形成的事实链条可以证明，田某以港务公司名义签署202号保证合同的行为应当属于有权代理。田某以港务公司名义签订202号保证合同的行为对港务公司有效，原审法院判决港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正确。退一步来说，即使田某就202号保证合同的签订在客观上确实未得到港务公司的授权，本案上述事实也足以使合同相对人国泰公司有理由相信田某有签订202号保证合同的代理权，那么田某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私刻公章，从事明显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相对方不构成善意，代表行为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8号“宁波绣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汽配机电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慈溪逍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慈溪逍新汽配贸易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认定本案所涉的协议条款使机电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孙跃生同时代表公司和个人签约，行为后果是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在孙跃生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绣丰公司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孙跃生的行为不是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绣丰公司以协议和委托书加盖了机电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孙跃生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无权代理人使用“虚假印章”，如构成表见代理，亦应认定所涉文件、合同成立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620号“合肥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华瑞物资有限公司与合肥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华瑞物资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认定，鑫丰公司承包民和县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工程安置房工程后，与刘建民签订《幢号承包责任制合同》，刘建民实际负责鑫丰公司该项目6号楼、7号楼、8号楼的施工。对此节事实，鑫丰公司无异议。鑫丰公司虽称其与刘建民之间是分包关系，但刘建民个人并无工程建筑的施工资质，鑫丰公司应当知晓刘建民只能以鑫丰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而对华瑞公司而言，到工商管理部门核实签章的真实性并非签订合同的必要环节。华瑞公司根据“合同、付款协议、以及现场勘查”，已有理由相信刘建民具有鑫丰公司的授权，华瑞公司已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刘建民以鑫丰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鑫丰公司承担。

（四）主张争议印章真实一方证明印章所属单位知晓该印章而未作否认，即使争议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也应认可其效力。

在实务中，企业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我国法律并未要求企业只能以备案公章签订合同，因此即使争议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也不能直接否认争议公章的效力。此时，只要证明公章所属企业知晓或曾使用争议公章，则表明其认可这枚公章，进而使其具有与备案公章相同的法律效力。简言之，知晓或使用行为可使公章由假变真。

（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55号“汪天雄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朱惠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虽然已有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公章是伪造，但是最高法院认为，重庆群洲公司对假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由于其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而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因此，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

（2）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537号“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文虽经青海创新公司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认定与其在西宁市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符，但青海创新公司确认其曾使用过的公司印章不止一枚，洪英难以识别《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章是否为青海创新公司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或在公安局备案登记的印章。本案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两份《担保保证书》均对青海创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青海创新公司应向洪英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