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张成与荣德公司签订的《借房协议》不足以证明韩荣举有权代表荣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签订《借房协议》的时间在2007年3月7日，晚于《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且约定的是荣德公司将吉林市船营区越山路177号房屋无偿借给张成使用，张成并未表明是代表中裕公司或裕华公司，也未明确该房作为裕华公司营业场所。故不能由此得出荣德公司追认了韩荣举代表荣德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效力。由上，既然韩荣举代表荣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那么《合作协议书》就不能对荣德公司产生约束力。

（2）韩荣举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不能构成荣德公司对《合作协议书》的追认。

首先，《补充协议》的缔约目的并非追认《合作协议书》的效力。《补充协议》开头就明确记载，该协议是对2008年5月16日转让方王学礼等股东与受让人韩荣举签订的关于裕华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未尽事宜的补充说明。这说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解决个人间签订的裕华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未尽事宜，既然裕华盛世公司与荣德公司在该煤矿中均无股权，那么股权转让相关内容与两公司并无关联。其次，韩荣举无权代表荣德公司在《补充协议》中对《合作协议书》进行追认或作出对荣德公司不利的意思表示。《补充协议》共六条。其中第一条约定的是韩荣举需付给张成1000万元，分两次支付，每次支付500万元。第二笔款项于2009年12月1日之前支付。第二条约定的是韩荣举将其退股资金1500万元，偿还裕华盛世公司于2007年在吉林裕华商场投入的1500万元。裕华盛世公司与荣德公司于2007年签订的合作协议按原股权继续有效履行。第三条主要约定的是裕华公司的费用由裕华盛世公司、荣德公司各负责6个月。第四条约定的是开工前，裕华盛世公司提供一台奔驰车作价200万元留给裕华公司使用。第五条主要约定的是该补充协议与原协议有同等效力，二者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这里的原协议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约定，韩荣举承诺，如果韩荣举未于2009年12月1日之前，再付给张成500万元人民币，韩荣举将裕华盛世公司与荣德公司于2007年3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在裕华公司中占的股权49％变更为39％，裕华盛世公司的股权由51％变更为61％。该补充协议双方代表（或代理人）签字生效。由上述约定内容可知，韩荣举在《补充协议》中既就其本人与张成的债务纠纷作出了承诺，还代表荣德公司表示：一是确认《合作协议书》继续履行；二是如韩荣举未在2009年12月1日之前再支付500万元给张成，则荣德公司同意将其在《合作协议书》中的股权比例由49％减少为39％。虽然韩荣举是在荣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梅出具案涉《委托公证书》后作出上述意思表示，但仍不能仅凭该《委托公证书》就得出韩荣举有权代表荣德公司在《补充协议》中作出上述意思表示。

二审庭审中，中裕公司、裕华公司对案涉《委托公证书》的授权问题明确表示是荣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梅以荣德公司名义授权给韩荣举处理荣德公司的全部事宜而不是韩梅授权韩荣举处理其个人事务。中裕公司、裕华公司的观点与《委托公证书》的内容表述明显不符。韩梅在《委托公证书》委托事项这一栏中表示“现委托韩荣举先生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办理以下事项：委托韩荣举先生全权处理本人在国内的吉林省吉林市荣德汽贸商场有限公司的全部事项”。从该表述的文义可知，韩梅是以其个人名义委托韩荣举处理韩梅个人在荣德公司的全部事项，而非以荣德公司名义委托韩荣举处理荣德公司自身事务。一般而言，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向第三人所为意思表示或由第三人受意思表示，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行为。具体到本案中，即便根据《委托公证书》，韩梅个人与韩荣举之间委托代理关系成立，韩荣举以被代理人韩梅名义签订的合同也只能约束韩梅个人而非荣德公司。综上，韩荣举签订的《补充协议》不能对荣德公司产生约束力。